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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19世纪90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接近完成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并出现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些新的时代变化，对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思考，用新的判断修正和取代了过时的结论，这在他晚年的许多著作和序言中都有所涉及和反映。

　　资本的发展正“向正义和仁爱让步”

　　1892年，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德文第2版时，恩格斯敏锐地觉察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书中所描写的情况“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因此在该版序言中他说道：“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他意识到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策略，所以需要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作重新认识。

　　随着新的交通工具的应用，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的方式也获得了巨大和空前的发展。“与这样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在生产领域，对资本家来说，“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早年资本家对工人使用的那种小规模的额外*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展宏图的严重障碍。在商业流通领域，那些低劣的手腕和花招曾被看做本国生意场上的智慧顶峰，但已不适用于彼此紧密联系和制约的广阔市场。“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因为“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的秘密所在。

　　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在竞争中更具优势，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并采取一系列“改良措施”来改善劳资关系，使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直接冲突的方式逐渐地被和平的方式所取代。恩格斯承认这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但也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都是“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因为工厂主日益清楚地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

　　剥削具有“暂时的历史正当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对“剥削”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评判剥削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只要剥削现象是生产力更快发展的必要代价，这时的剥削关系就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多半已经过时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道义上来认识或谴责剥削，经济学上和道义上有时是矛盾的。恩格斯认为，任何一种剥削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都具有“暂时的历史正当性”。对此，1887年恩格斯在《新时代》杂志第2期上发表反驳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A．门格尔时，有一段极为明确的论述：“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可见，只有了解了剥削的历史必然性，才能科学地说明剥削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进程，才能使无产阶级自觉地为剥削的最终消灭去积极创造条件。

　　按照宪法办事的国家有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1890年俾斯麦的《*党人法》被废除以后，德国社民党从非法转到合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该党于同年10月召开了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根据新的形势制定一个新的纲领。

　　接到纲领草案后，恩格斯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根据19世纪90年代初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对无产阶级贫困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以及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针对草案中关于“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的说法，恩格斯指出：“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加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些遏制。”针对草案中关于“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的提法，恩格斯认为，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

　　当时，在德国社民党内有人因为害怕恢复《*党人法》，就认为根据德国目前的法律状况足以使党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一切要求，并力图使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恩格斯没有否认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可能，但他认为这是有条件的，在考虑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须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以上这些修改意见，对德国社民党制定党纲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设想通过股份制实现社会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看到“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并详细说明了“信用制度怎样产生出联合的资本”，它通过银行和交易所“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最后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马克思认为，首先，股份公司的出现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生产的发展，“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其次，股份资本是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再次，股份公司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所有权和资本经营权的分离，两权分离打破了传统的独资或合伙自营的经营管理形式，有利于实现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最后，股份公司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对立和对抗是不可克服的，而到了90年代《资本论》第3卷出版时，至少可以看到一种积极的、非对抗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形式，逐步形成了关于在经济上通过股份制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

　　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3卷时，对马克思生前还未能看到却已初见端倪的股份公司的新发展作了重要补充，指出“自从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产业经营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这里说明了两点：一是股份公司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组织，其规模已今非昔比，已经是马克思曾经提及过的那种股份公司的“二次方”或“三次方”；二是作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股份公司的出现，必将发挥出一种重要的历史作用，那就是“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

　　普选权已由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

　　189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探索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方式。他指出，德国社民党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恩格斯认为，普选权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方式，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这表明：“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

　　恩格斯认为，普选权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最主要的是因为斗争的条件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1848年革命时期的巷战方式已经陈旧了，“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样的信念：“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这是晚年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所作的重大贡献。

　　但是，在单行本还未出版前，《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从《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几段话，仿佛恩格斯是“无论如何要守法”的捍卫者。恩格斯看到后非常气愤，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可惜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

　　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晚年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1894年3月6日，恩格斯给拉法格写信，再次强调不要把形式同内容混淆，不要被那些鼓吹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共和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论调所迷惑。他写道：“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但是，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做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交给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随时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

　　可见，恩格斯在无产阶级专政形式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在政体上的历史联系，肯定两者之间除了本质区别外，还有历史的继承性。当然，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受国家性质即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共和国也取决于它的内容。

　　较低的社会形式不能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公社的未来走向，恩格斯曾在1875年发表了《论*的社会问题》。1894年1月恩格斯在把《论*的社会问题》一文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专门为之撰写了一篇《跋》。在该文中，恩格斯谈到了特卡乔夫，抨击他“据说旧的经济世界不是从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从*农民的最内在的东西中得到它的新生”这种幼稚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农民公社看做从现存社会形式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是应当像自由派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恩格斯则断然否定了农民公社本身存在着向较高的公有制形式过渡的因素。

　　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与其在《*者文献》中所表述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这表明他始终强调的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意义，而不赞成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看法。在肯定*公社发展的两种可能性时，恩格斯更强调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他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和使用，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就是说，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但是，恩格斯承认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缩短发展的进程，他对之作了解释：“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

　　未来社会的特征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

　　1886年1月26日，费边社领导人E．皮斯给恩格斯写了一封短笺，请求恩格斯为费边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第二天，恩格斯在给E．皮斯的回信中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890年8月16日，德国布雷斯劳大学教授O.伯尼尔为准备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写信请教恩格斯。恩格斯在答信中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可见，恩格斯没有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凝固的形态，而是一个充满辩证运动的、经常变化和改革的有机整体。

　　1893年5月13日，法国《费加罗报》刊登了该刊记者对恩格斯的一篇访谈。当记者问到“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时，恩格斯注视了一会儿记者，然后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这是晚年恩格斯一再强调的方*原则。

　　“自由人联合体”是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在《莱茵报》时期，在论述国家的内容与作用时，马克思第一次用“自由人联合体”指称自己的国家观，认为国家的目的和实质内容就是要培养理性的自由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将人从宗教的*下解放出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个人自由”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推出了一个经典性结论，标志着“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正式形成。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还是念念不忘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1894年1月3日，一位意大利记者G．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新创办的《新纪元》周刊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意大利诗人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1月9日，恩格斯在G.卡内帕来信的背面写了回信的草稿，他坦言：“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经过认真思考后，恩格斯还是作了明确的回答：“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那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恩格斯认为，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摆脱任何剥削，是个人真正自由、个人与社会内在的有机联系以及人的一切能力和才干充分发展的基本的决定性条件。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是未来新纪元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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