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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孙想教国人怎样开会，最晚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夕。据蒋梦麟回忆，武昌起义前，孙曾拿了一本关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书，交给他和刘成禺，要他们译成中文，并强调这个东西很重要，是西方“民权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蒋、刘二人虽然口头答应，终究没当回事。

　　“罗伯特议事规则”出版于1876年，以美国众议院议事规则为蓝本；经不断修订，时至今日，仍是美国使用极为广泛的民主议事模式。为将这种议事模式传播给国人，孙还曾拜托过廖仲恺来翻译。但廖的回应与蒋、刘二人差不多：

　　“当时兄弟以为这种书干燥无味，太没意趣，所以不甚当心，遂置诸高阁。”

　　1916年，孙终于决心抽出时间，亲自动手编一本教人如何开会的通俗教材。考虑到国人文化程度较低，孙选用了一位美国妇女运动先驱HarrietteLucyShattuck的同类作品（该作品是写给美国一般女性阅读的，较为通俗），作为译写的底稿，并参考了包括“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内的其他几种资料。

　　1917年春，该书出版，定名为《会议通则》。为扩大传播，孙在报上公开声明，放弃版权。稍后，为引起关注，又将书名更改为《民权初步》——孙的观点是：要让“民权”从口号落到实处，第一步就是先要先学会怎样开会。

　　孙的这种认知，相当超前。当时流行的风气，是“启蒙”民众，跟他们讲：你们应该有“民权”，你们应该去争取“民权”，但没有人说得清“民权”具体该怎样操作。惟有孙，用了5万余字，来教民众如何开会——包括如何召集会议、如何提出议案、如何议事、如何表决……等等。孙曾解释：自己之所以不厌其烦，写了5万余字，是因为写的乃是一本“兵家之操典”，不是用来诵读的，而是用来练习的。

　　图注：法国大革命三级会议场景。大革命期间，曾有代表建议采用英国下院的议事规则，但遭拒绝。大革命后来陷入血腥、无序，最终偏离了革命的初衷，与此有不小的关系

　　该书可操作性极强。158个小节，解决的全部都是会议中可能遇到的真问题。

　　譬如，书中规定，所有提交讨论的议案，必须统一“从正面主张，不可从反面主张”，应该说“我主张做××事是有利的”，而非“我主张做××事是不利的”，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混乱。

　　再如，常有开会时议员够法定数量，但中途有人离场又导致议员不足法定数量的情况，这时候，会议还要不要进行下去？书中给出的规则是：会长没有主动中止会议的必要，除非有议员提出缺额问题，则须停止讨论，清点人数，若已不足法定数额，则宣布散会。

　　晚清资政院、民初国会开会时常常乱作一团，以至于袁世凯甚至指责民初国会除了给议员自己制定高工资，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对国家有利的决议。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合格的民主议事的规范。孙中山写五万字的《民权初步》，也正是基于之前的这些教训。

　　不过，真正能把这五万字读完的，当时可谓寥寥无几，胡适算其中一个。胡曾说，自己在康奈尔大学学生会里，实战演练“罗伯特议事规则”，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主政治、怎样去做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所以，在看了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后，“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⑥胡还说，在孙的所有著作中，《民权初步》最为重要。

　　可惜的是，如胡适这般了解《民权初步》之价值者并不多。所以，该书在中国近代并未发生孙中山所期望的效果。孙中山去世后，国民政府长期忽视该书。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层会议，也没有拿《民权初步》作为指导，继续乱作一团。1940年代，熊式辉曾无奈感叹：如果开乡民大会，“以我的经验，在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没有人，有人也开不好会，只有打架。”“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就没开好过，不要说那些农民。”⑦

　　直到1950年代，台湾推行“地方自治”，《民权初步》才再获关注，为日后台湾的政治转型打下了民间基础。⑧

　　略言之，在近代政治人物中，孙中山是第一个意识到有必要教普罗大众如何开会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致力于教普罗大众如何开会的人。可惜的是，直到1989年，大陆才有学者首次把孙中山念念不忘的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进来，至于推广普及，仍遥遥无期。

　　图注：民初国会会场。邹鲁曾形容：“国会系一群狂狗乱吠的地方。”可见其开会没有民主规则，混乱至极

　　注释

　　①黄季陆，《蒋孟邻先生与国父的关系》，台湾《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另可见：蒋梦麟，《追忆中山先生》。②《作事必须有恒心》，《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63，P159-160。③《孙先生牖民之作》，《民国日报》1917年3月5日。④孙中山，《民权初步》。⑤可参见：李启成/点校，《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⑥《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P54-55。⑦李启成，《议事之学与中国近代的民权演进》，《法学家》2013年第3期。⑧1952年，台湾“内政部”部长黄季陆，曾领导“民权初步研究小组”，依据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制定会议规范，于次年5月定稿，以部令颁布施行于全岛。参见：刘竟涛，《黄季陆先生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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