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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官修的王沈《魏书》、私撰的鱼豢《魏略》、官修的韦昭《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官一职，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才合为一书。《三国志》也是二十五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

　　原文：

　　国渊字子尼，乐安盖人也。师事郑玄。后与邴原、管宁等避乱辽东。既还旧土，太祖辟为司空掾属，每于公朝论议，常直言正色，退无私焉。太祖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太祖征关中，以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太祖大悦，迁魏郡太守。

　　时有投书诽谤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渊请留其本书，而不宣露。其书多引《二京赋》，渊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辇，而少学问者。其简开解年少，欲遣就师。”功曹差三人，临遣引见，训以“所学未及，《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师，可求能读者从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读者，遂往受业。吏因请使作笺，比方其书，与投书人同手。摄案问，具得情理。迁太仆。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禄赐散之旧故宗族，以恭俭自守，卒官。

　　(选自《三国志•魏书•国渊传》)

　　译文：

　　国渊字予尼，乐安盖县人。被太祖皇帝任以司空—属下的官职。每每在朝廷上议论政事，总是态度严肃，直言不讳，退朝后再不私下议论。太祖皇帝打算大力推行屯田措施，便让国渊主管这项事务。国渊屡次陈述应当舍弃或增加的项目，考察土地，安置民众，计算用人数量，安排设置官吏，明确订立考核政绩的条例。经过五年的时间，就使粮仓丰实，百姓竞相勉励，愉快地耕种。太祖皇帝征讨关中，任命国渊为居府长史。田银、苏伯在河间谋反，田银等人被打败后，他们的那些余党，按律都应处斩。国渊认为这些人都不是首恶分子，于是奏请不要对他们执行死刑。太祖皇帝准许了他的奏请。依靠国渊的奏请得以活命的有一千多人。以前，写斩杀敌兵的奏章，往往以一当十，到了国渊上报斩杀敌兵首级的数量时，则按实数上报。太祖皇帝询问原因，国渊回答说：“征讨境外敌寇时，多报斩杀捕获敌兵的数量，是想夸太战绩，向百姓显示实力。而河间在境内，田银等人是朝廷的叛逆，战胜他们虽然有功，但若虚报战绩，我会感到羞耻。”太祖皇帝听后很高兴，于是提升国渊为魏郡太守。

　　当时有人写匿名信诽谤朝政，太祖皇帝非常痛恨这种举动，很想知道写信的人是谁。国渊奏请把原信留下，而不把它宣扬泄露出去。那封信很多地方引用了《二京赋》的内容，国渊命令功曹说：“这个郡本来很大，而且又是都城，但有学问的人却不多。你去挑选几个聪明有知识的年轻人，我要派他们去拜师学习。”功曹挑选了三个人，国渊在遣派前召见了他们，教导说：“你们学的东西还不广泛，《二京赋》是博学多识的书，世人忽略了它，很少有能讲解它的老师。你们可去找寻能够读懂它的人，并向他请教。”然后又秘密地告诉他们自己的真正意图。花了十来天的时间就找到能读《二京赋》的人，三人就去拜师学习。官吏趁机要那人写了一纸笺书，然后与那封信作比较，发现那人所写的与寄的信是同一种笔迹。随即拘捕并审问那人，得到了全部的事实*。过后，国渊又被提升为太守仆。国渊虽然身居列卿的高位，但仍然穿布衣吃素食，自己的俸禄赏赐都拿来分发给宗亲朋友。他始终保持着谦恭节俭的品行，最后死于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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