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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官修的王沈《魏书》、私撰的鱼豢《魏略》、官修的韦昭《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官一职，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才合为一书。《三国志》也是二十五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

　　原文：

　　吉茂字叔畅，冯翊池阳人也，世为著姓。好书，不耻恶衣恶食，而耻一物之不知。建安初关中始平茂与扶风苏则共入武功南山隐处精思数岁州举茂才除临汾令居官清静吏民不忍欺。转为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内学及兵书，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当坐本等，顾谓其左右曰：“我坐书也。”会钟相国证茂、本服第已绝，故得不坐。后以茂为武陵太守，不之官。转酂相，以国省，拜议郎。景初中病亡。自茂修行，从少至长，冬则被裘，夏则短褐，行则步涉，食则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悬磬。其或馈遗，一不肯受。虽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义而贵且富者。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嘉叙茂虽在上第，而状甚下，云：“德优能少。”茂愠曰：“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帻劫人邪！”初，茂同产兄黄，以十二年中从公府掾为长陵令。是时科禁长吏擅去官，而黄闻司徒赵温薨，自以为故吏，违科奔丧，为司隶钟繇所收，遂伏法。茂时为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辅，以为兄坐追义而死，怨怒不肯哭。至岁终，繇举茂。议者以为茂必不就，及举既到而茂就之，故时人或以茂为畏繇，或以茂为髦士也。

　　（选自《三国志·吉茂传》）

　　译文：

　　吉茂，字叔畅，是冯翊池阳人，世代为有声望的名门望族。他喜欢读书，不以吃穿不好为耻，而对不了解某一物感到羞耻。建安初年，关中一带刚平定，吉茂与扶风郡苏则一起入武功南山，潜居在那里精心思虑数年。吉茂被（州里的人）推举为秀才，任命为临汾令。他做官清简，不忍心欺负下级官员和老百姓。后来调任做武德侯庶子。建安二十二年，他的族人吉本等倡议起兵，他也因此受到牵连被逮捕。在此之前，条律禁令规定家内不得有谶纬之学和兵书，而吉茂却都有，他把它们藏匿起来没有交官。等到吉茂被逮捕，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因为吉本等起事（连坐而被）判罪的，回头对他身边伺候的人说：“我是因书而犯罪的。”适逢钟繇丞相证明吉茂、吉本服制已断，才不用连坐。后来吉茂被任命作武陵太守，他没有到任。后来调任作酂相，因为国家精简机构，被授予议郎官职。景初年间病亡。吉茂修养德行以来，他从小到大，冬天穿粗衣，夏天穿短褐，走路步行，吃野菜饭，对妻儿像臣子一样恭敬，家徒四壁。有人赠送财物，他一律不收。虽不认为这样做高人一等，但也非常痛恨那些不义并且富贵的人。早些时候国家开始建立九品制，从各郡现任官员中选拔中正官，从公卿以下到郎吏，排次序等级，选那些有功德有才能有品行的人担任。吉茂同乡护羌校尉王琰，之前几次为郡守，被尊称为清白。王琰的儿子王嘉在各诸县做官，也再次做推荐贤达之人的官员，王嘉那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任命王嘉为中正。王嘉陈述吉茂虽然在上等，但状态却低下，说：“品德优，才能少。”吉茂生气道：“悲痛啊，我效仿你们父子，而你们却衣冠逼人啊！”当初，吉茂的同胞哥哥吉黄，在建安十二年中从公府掾为长陵令。当时条律禁止长吏擅自离官，而吉黄听说司徒赵温死了，自认为是旧时的属吏，便违反条律去奔丧，被司隶钟繇逮捕，于是被执行死刑。吉茂当时为小官吏，并开始在三辅有清名，认为兄长因追求义气而死，所以怨恨愤怒不肯哭。等那年岁末，钟繇推举吉茂。议论者都认为吉茂一定不去就任，等到推举期限到了的时候，吉茂赴任了。所以时人有的认为吉茂怕钟繇，有的认为吉茂是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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